1994年1月，高诵芬夫妇远离车马喧嚣的上海定居澳洲，开启了种豆、煮菜、读书的生活。这位出生于1918年的大家闺秀，出身世家，囿于传统观念没有外出求学，而是在家中聘请私塾，从五六岁念书、学画，一直到十八岁出嫁徐家终止。从此，她再也没有了学习的机会，生儿育女、贤妻良母就必然成为人生理想。偌大一个家业，需人操持，后六十年，亲戚、朋友、仆人之间，成了高诵芬的生活积淀。

晚年定居，家业由儿子来接管，高诵芬闲暇时读书看报，周作人、杨绛、丰子恺等人的回忆录让其有了共鸣。除了生活时代，还有家庭背景与他们相似。与自己有相似的人拉近距离是一种天性，一家人在谈论书中的内容时，也时常谈论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和认识的人，无论长辈、朋友、医生、仆人，这些人大多已经作古，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儿子徐家祯说：“何不把这些人和事写下来呢？”丈夫也从旁怂恿，儿子答应为其润色加工，高诵芬于是写了这本《山居杂忆》。这既是对过往人物的眷恋也是对过去时代的缅怀。

儿子在整理母亲的文章时，不禁慨叹，自己几十年来一直追求的平淡、自然、闲适的风格而未能达到的境地，但是母亲文章中却无形中达到了。周作人早年曾经慨叹自己的气质、境地以及年龄是造成写不出平和、冲淡的文章的原因，并一再强调不可强求。徐家祯进而感悟到，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原因是境地：远离城市喧嚣，在田园的环境中远离了名利、铜臭。

文章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仅仅是半个多世纪里生活在半封建色彩中大家族的一个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睛看出来的世界。但是正因为作者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所以她所写的平常事，从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也就不很平常了。

记得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在撰写旷世名著《蒙塔尤》的时候，就是想了解18世纪中一个法国小山村的日常生活，用日常的琐事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但是，琐事难写，无怪乎周作人曾说“平常人的平常事，有如邻人在院子里吃晚饭，走过时招呼一下，顺便一看那些小菜，倒是很有兴味的。人与事是平常，其普遍性更大，若是写的诚实亲切，虽然原始甲与甲家的琐事，却也即是平民生活的片段，一样的值得注意”。（《琐事难写》）那么，这些琐事的魂是什么？在最初撰写本书的时候，作者也并不知道自己所写的书是什么样子，只是想把母亲回忆的事情写下来，不要遗忘掉。后来，写作中作者逐渐意识到就是想把已经过去或者正在消失的中国传统社会在纸上记录下来，让现代的年轻人和以后的很多代人都知道以前中国的社会和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书中记载过去的一百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快的一段时间，《山居杂忆》所写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熟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散文，更是一本活的历史书，它记录了以江南为中心、从清朝末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这一百年的社会变革史。

英国著名作家赫克斯科曾经说过：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但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高诵芬的记忆，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更是大家的，乃至中国的记忆。她在无意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